第一期“慈善文化会讲”综述

日期： 2018-12-16来源：

2018年12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主办的第一期“慈善文化会讲”，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举办。会讲旨在通过“知行合一”的“行动性研究”，推动学界与业界创建、践行、传播“体用合一”的现代中华慈善。二十余位关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学者与业界代表围绕以上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智慧碰撞，观点交锋，新见迭出，精彩纷呈。现将会讲的现场发言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会讲由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主持。

会讲的第一个环节，聘请李守力先生担任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老师发表就职演讲：《从经学视野看慈善》。

首先从“慈善”的文字训诂解读慈善的本质。“慈”从字形来看，上 “兹”下 “心”。“兹”由两个并列的“玄”组成的，与纺织有关，“心”代表人的心灵，“慈”就是两条丝结用心相连的象形。《说文》：“慈，愛也。从心兹聲。”“慈”的本义就是社会大众心连心。“善”从字形来看，上“羊”下“言”，羊代表吉祥、和谐，两个“言”意为两个人在真心地说话，说话的结果是吉祥的气氛，所以“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障碍，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从这两个字训诂来看，“慈”表现了人类和谐的体性，“善”是人人和谐的象和用。这两个字就是“体用一体”的，“慈”是体，“善”是用。后世明体达用，“慈善”的含义进入致用层面，所谓“父慈子孝”中的“慈”就是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春秋时期就出现这种概念了。总之慈善事业是人们自愿地奉献爱心与援助的行为和从事扶弱济贫的一种社会事业。慈善事业也体现了慈善的本体，就是对人类的热爱，通过救济援助和捐赠等等手段来达到对人民的热爱和增加人类的福利。

然后重点解读了《周易》中与慈善有关的一些卦。第一，屯卦与君主的自润。人类在部落文明时期，部落酋长会“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他可以有自身应有的私利，但如果把国家财富视为个人独有，就会导致凶险，因为国家财富不是他独有的，是平济天下的，他只有使用权，没有占有权。这种积蓄慢慢演变为税收。第二，同人卦与大同。“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聚合人于广远之野，是通达的，可以渡过大河，可以度过很大的难关，这是君子的固守。也是一种大同意识，据此孔子在《礼记·礼运》论述大同和小康，影响至今。第三，谦卦与公平。谦的甲骨文，就是兼。《大象传》：“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póu]多益寡，称[chēng]物平施。”君子取多余的来补益不足的，权衡事物而公平给予。谦卦的本意不是谦虚，而是损益关系。第四，损卦与税收的起源。“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guǐ]可用享。”“二簋可用享”就是最简单的祭祀，税收原本不是养活领导人的，而是大家拿出一点结余，委托有德行的人保管，保护大家的精神安全和物质安全。最早这个人是巫师，人们把结余放在宗庙做祭品，最后变成了税收。第五，益卦与公益。益卦的卦符，上边原来是乾卦，代表君主，下边是坤卦，代表老百姓，但乾卦最后一爻到了下边，意即君主一定要把自己的根本给下边，益卦就代表君主对老百姓的看法。也非常形象地表达了传统治国思想，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叫做益，给君主带来好处叫做损，这样民本主义就诞生了。公益也是要补到最缺的地方、最低谷的地方。

最后解读《周礼》、《礼记》与慈善相关的思想。《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大司徒的职责，是在荒年年谷不熟的时候，制定十二项政策来把老百姓聚集起来，让大家安定乐业，不至于流离失所。第一，出现灾荒的时候，政府要借贷种子和粮食。第二，减轻赋税。第三，刑罚也要减。第四，徭役也要减。第五，开放公用的山泽，让人们获取其中的丰富资源。第六，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税都要免除。第七，简化祭礼。第八，简化丧礼。第九，乐器不演奏，娱乐活动要停止。第十，婚姻简化，可以节省开支，而且要促成婚姻，可以共度灾难。十一，不能建新的宗庙，那时候政府机构就是宗庙，不建新的，重新修葺废弃的宗庙，节省开支。十二，铲除盗贼，因为凶年盗贼最多，这个时候国家治安活动要加强。还用六项安养生息的政策养育万民。第一，慈幼，慈爱幼儿。第二，养老，赡养老人。第三，振穷。穷的本意是鳏寡孤独，国家要有经常性的粮食补给。第四，恤贫。这里的贫就是我们现在的贫穷了，恤贫也是发粮食。第五，宽疾，宽免残疾人的赋役，还要有工匠养活他们，或者出钱，或者教给他们手艺。第六，安富，不能让富人不安定，制止杀富济贫。

会讲的第二个环节，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详细介绍了会讲的缘起与计划，并重点介绍了关于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整体构想。他认为，慈善领域存在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价值观或者慈善文化总处于一种含含糊糊的状态，也是一种多元化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清晰而强有力的慈善文化，导致很多乱象发生。第二个问题，就是引入或者照搬了大量西学，但实证调查显示，现实当中中国文化又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就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第三个问题，需要去开创一些东西，百年来被迫向外部打开了大门，突然间跟工商时代接轨了，中国人并没有发育出一套“用”的东西来，要把西方的一套理念在慈善领域中真正落实也是很难的。

因此，他提出研究慈善应“返本开新”，在“体/用”这个框架下来考虑问题，做三个方向的努力。第一，创建“新中体”。在“体”的层面即在文化、价值观、伦理道德层面，对四种不同的慈善文化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梳理，并且正本清源的同时也要开新，要接受现代文明还有其他文明中好的东西，因为实证调查显示中国人的价值观本身也是在变化的。第二，创建“新中用”。在“用”的层面，有些“用”是共通的、普世的，有些“用”稍加变通即可，同时也要根据“体”，结合当今时代来发明新的“用”。第三，就是要把这些所作所为背后的意义的解释做好，赋予它新的含义。

进而提出要开展“行动性研究”，希望研究者密切关注现实，与现实紧密互动，同时研究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推动慈善领域中带有行动感的研究者和带有研究性的行动者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积极的、自主的学习圈。因此，首先要建“慈善文化研习社”，欢迎有真知灼见者加入，建立一个持续的、能够不断深入的互动和交流的圈子。其次举办“慈善文化会讲”，每年逢双月举办一次，每一次既有学术成果的交流，也有实务上的交流。其三，设立一些慈善文化研习基地，不仅仅是做案例调查，而是从中获得启发，通过研究来推动完善实践，也希望研习基地成为传播的基地。其四，建设慈善文化资讯中心，搜集相关文献、案例、研究资料等，汇集起来做成文献库。最后，设立慈善文化研究资助，资助研究者、开展研究。

会讲的第三个环节，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银春老师从慈善之“体”的层面进行中西对比，发言题目是《中西方慈善伦理文化碰撞、比较及其启示》。

首先分析中西方慈善伦理文化的碰撞。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自身与文化他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碰撞、互斥与融合。中西方慈善伦理文化之间的关系随之呈现出互斥、互融、独立三种样态，并且独立的可能性会比较少，而互斥和互融是经常会出现的样态。中国慈善事业在80年代以来才逐渐开始有真正的发展，其间东西方慈善文化碰撞频繁发生，因此形成的文化都应该纳入新慈善文化的范畴之内。

然后重点分析中西方慈善伦理思想资源中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内容。所谓同质性，其一，“爱人”与“互爱”作为普遍的道德原则，是中西方慈善文化传统中共同、普遍与至上的价值标尺。其二，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普遍差异，是中西方慈善伦理思想生成的现实伦理根基，也是互融的基础。其三，作为一种类或群体的同一性，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同情心”是中西方慈善伦理思想生成情感之源。所谓异质性，其一，思想渊源的差异，儒家的差等、仁爱的价值观与西方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其二，生存基础的差异，中国基于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西方基于城邦和民族国家。其三，逻辑思维的差异，西方具备从世俗道德的自律到天国诫命召唤的他律完备规范系统，中国主要是以个体自愿的道德约束为主的自律性规范。因此中西方慈善伦理具有特征上的差异，即西方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与平等性特征，而中国则呈现出封闭性、内敛性与差序性特征。

提出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价值观念转换的问题，如何去实现和现代中国慈善价值的融合？第二，如何借鉴西方对于慈善和正义之间关系的处理？第三，非宗教传统下公民的普遍慈善自觉意识如何培育？第四，如何处理政府和民间二者之间的伦理责任边界？

会讲的第四个环节，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褚蓥老师从慈善之“用”的层面揭示中国传统慈善形态的演变，发言题目是《家社会的历史转型与慈善的演变》。

他对中国社会做了界定，在其《反思慈善改革》一书中提出，不同于西方社会契约性的共同体社会，中国社会在底层结构里依旧是家社会的结构。家社会是一个以血缘情感也就是仁爱观念为主轴形成的社会，其基本单元是单个的家。这里的家传统上为宗族，即以父系血缘为主脉形成的群落。中国社会就是以血缘情感为纽带，并以一个大宗加上众多小宗组成的家社会。

家社会在历史上经历三次转型：从诸侯到阀阅，再到寒士家族，最后到寒民家庭，呈现出四种状态。中国家社会的开篇是以先秦诸侯的崛起为标志的，秦灭六国，汉承秦制，武帝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恢复了家社会在中国的本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豪门阶层，就是阀阅阶层。阀阅政治一直到唐末才是它的终点。随着阀阅倒台，到宋朝的时候，又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崛起，就是宋明清时期的文士集团力量，即寒士家族。寒士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清末才算走到终点。代之而起的是寒民家庭，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家庭关系简单纯，身份等级观念弱化；第二，礼法制度简化，自由观念大量普及；第三，情感表达真实化，亲情关系更加密切。

上述三次转型成就了中国社会的四个发展阶段。在这四个阶段里，家的功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与会讲主题相关的是福利保障职能。在家社会中，承担社会福利职能的是家本身。一个人生老病死，都由家承担。随着中国社会的宗族结构越来越小，到最后变成家，其所能承担的福利职能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少，而国家所承担的这一职能的内容则变得越来越多。与之相应，中国的慈善形态也呈现出四种形态，先是家慈善，再到国家与阀阅分庭抗礼后的国家主导形态，再到国家与寒士家族相抗衡后的国家主导形态，最后是国家主导、民间补充的官办慈善。

综上他认为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完全甩脱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点。传统的延续性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具有延续性，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所以他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很大层面上还是应该由政府来推动，民间也应该作为参与和补充，但是不能越俎代庖。

会讲第五个环节是开放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各抒己见，展开激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陈进国，认为可以借鉴巴哈伊社团，该组织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话语构建，每年在不同的时期围绕一些共同的议题展开讨论形成初步的文稿，再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讨论，最终形成一份文案公布出来；第二是能力建设，强调道德赋能，从儿童和青少年开始就针对一些简单的范畴进行不断的讨论，来培养参与者个人的能力；第三是磋商，即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要建立一种磋商的机制，使大家达成基本共识，然后推动社区的发展。以此为参考，研究儒家慈善文化同样可以通过设置小的议题组织大家定期不断讨论，不必过度强调其民族性或中国性，而应更多看到普世化的一面，挖掘传统文化里面的普世价值，警惕国学复兴中的“内卷化”倾向。

康晓光教授对此进行回应，强调做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的思路不是保守，不是复古，而是中国人历来的思路——返本开新。他认为挖掘传统资源，并不是去儒家文献中去寻找现代概念或名词，那肯定是没有的，可行的思考方式是：设想孔孟生活在当今时代，根据他们核心的理念和一贯的立场，他们会不会接受现代的这些观念，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通过返本开新完全可以和现代文明中的精华和谐共存，甚至可以超越某些东西，比如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立场的自由主义观念。总之，他一再强调不是复古，也不是通过隔断历史才能有未来，而是在正本清源的前提下的一种返本开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中国孔子基金会德本教育基金主任、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滕树龙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有包容性的，能融入西方，能把好的东西都兼收并蓄地拿过来。而公益慈善，是有“私”了之后才出来的。做公益慈善，第一大力量是政府，怎么去影响政府，用政府的力量？做好样板、出来标准、出来流程，然后鼓动政府去出钱、去复制、去推广、去推动，这才是公益慈善的根本力量。根本之处就是怎么调动政府的力量，获得政府的认可，去做慈善事业。

敦和基金会项目官员唐山女士提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两点困惑，首先是不太知道慈善文化是什么，是否可以依据《慈善法》中的定义？其次是慈善文化的研究是非常边缘化的，并不清楚慈善文化的研究成果比如慈善史的相关研究应该如何对行业发展发挥作用。

对此，康晓光教授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其一，慈善文化比《慈善法》更基础，不是用《慈善法》来严格要求慈善文化研究，而是用慈善文化研究去指导《慈善法》的修订。现在的《慈善法》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基本上是套用西方，虽然《慈善法》用“慈善”两个字而不用“公益”非常好，但它对“慈善”的使用依然是采用约定俗成的涵义，把“慈善”理解为非常狭窄的扶贫济困的行动，并且它对慈善文化没有定义内容只有形式，现在要做的恰恰是确立其内涵。其二，慈善史的研究对今天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历史上的很多的做法是延续至今的，而且在互联网的时代个体的行动能力在大幅度的提升。另外现在的研究总的来看，人少，成果少，水平低，这是事实，只能通过基金会的资助、还有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下午，会讲的第六个环节，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企管法规部部长徐明先生做主题发言，从文化之“体”与“用”结合的角度，展示了富士达公司运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企业管理的种种方式，并以这些具体做法为基础提炼出一套“道术结合、以心为本”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发言题目是《道术结合、以心为本——以富士达公司实践为例，试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首先介绍了富士达公司的基本情况，然后重点介绍运用传统文化管理企业的“道术结合，以心为本”的中国式管理模式。1、孝老爱亲：设立“孝老爱亲补贴”、新员工填写《孝老爱亲承诺书》邮寄给家人、定期组织员工给父母撰写家书、每年年底开展“富士达孝老爱亲模范”评比并表彰奖励。2、圣贤教育：全体员工每天晨拜孔子、拍手晨读弟子规，每两周开展一次全员的传统文化培训，涵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大模块。3、健康促进：定期举办传统文化健康沙龙、动功/辟谷培训班，设立“富士达健康快乐热线”。4、人文关怀：将“家庭式的企业文化”作为内核，内部以部门、车间为单位划分为多个家庭，日常传统文化践行活动都以家庭为单位。5、道德讲堂：设立“静心堂”作为员工接受传统文化智慧洗礼的场所。6、义工拓展：以“利他”为内核开展建设富士达义工服务队伍。7、传统文化促党建：将传统文化学习践行与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相结合，公司编撰汇总形成《习总书记论传统文化》并下发全体党员学习。并以这些具体做法为基础进行理论提炼，将传统文化之“道”与西方企业之“术”结合起来。

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2017年的员工离职率是1.8%，远低于制造业同行28.3%的离职率，而且员工满意度在96.25%，企业文化认同度已经上升到99%。通过文化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富士达在未来，一方面要把自身做好国货第一品牌，利用5到8年时间做到世界前五，同时在文化层面上努力做一个有爱心有灵魂有信仰的企业。

这一生动案例激发了与会嘉宾的讨论热情，大家围绕富士达的模式展开了热烈讨论。康晓光认为富士达的经验鼓舞人心，既在“体”的层面对企业的价值有新的解读，又在“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组织和科学技术，还根据中国的文化独创了属于自己的用，说明真正面对现实可以激发创造力，企业和学术界这样的结合对双方都很有意义，对国家和世界都很有价值。方嘉珂认为低流失率不一定好，而滕树龙认为企业的活力保持，其本质不是流失，而是企业工人的能力提升。徐明进行回应，富士达是民企的基因，也是竞争性企业，与北京的同样的企业对比，这个行业的离职率是非常高的，军工行业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虽然不需要向消费者推销，但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打压、制衡，希望打破国际的垄断，希望技术方案不落后于人，同样面对残酷竞争。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顾问、友成研究院执行院长汪亦兵认为，这是一个义利并举的案例，企业管理和家庭管理差不多，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要看趋势，如今血汗工厂的模式已经改变，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确实有不一样，比如说富士达的发心以这个员工的幸福感来做的。第一个是发心，第二是看趋势。文化传统平台负责人李敬认为，富士达在已经具有了成型业务一定时间之后，开展通过文化促进企业管理，但是一开始就以文化来引领的机构，如春藤也在进行一些探索，还有一些成功案例如灵宝的妇幼保健院，利用道德经教育，自然分娩率提高了。而春藤是要用文化服务于人，经典、党建、文化、业务、健康，五位一体的服务于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组织出生的时候就把文化纳入进去，既有借鉴又有不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刘威，提出几个问题，其一，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边界何在？其二，何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其三，传统文化资源的效用如何认知？其四，如何评估这种效用？康晓光教授回应认为，第一，孝是中国独有的，不仅仅是爱父母就叫孝，《孝经》中显示孝是四通八达的，把中国文化串起来的；第二，富士达的离职率低是个例，而不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这说明与富士达的独特管理有关系。

会讲的第七个环节，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德嘉老师做主题发言，题目为《儒家德治与传统社会的自治》。

他认为今天讲的“德治”，并不是古代的概念。古人很少将德和治连在一起用，即使连在一起意义也和今天不一样。“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人对“德治”的认识，一是以德治国，社会治理主要依靠道德和儒家价值观念，道德教来维持秩序；一是人治，社会的治理依靠圣人依靠圣君明主来进行领导，所以法学界对于“德治”都是在批评。他认为古代社会治理的内涵并非以德治国和人治那么简单。最早将“德治”概括出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将儒家的政治思想定义为德治主义，也讲人治主义，但并不是西方或者今天理解的人治。梁启超所概括的“德治”，其实是一个政治德性的问题。政治德性就是每个人应该有一种自治的能力，一种自我管理的能力，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治理的秩序，尤其对统治者而言，更有应该恪守某些政治道德。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德治”和“法治”并不冲突。第一，“德治”并不排斥法律和制度的统治。第二，中国古代的礼，就是古代的宪法，古代社会并不单纯靠教化。第三，“德治”确实靠教化，偏重于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人的习惯，把法律规范、社会伦理规范，通过世人君子在民间社会带动教育。通过这种带动教育作用，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默识之识”，变成百姓默认的习惯。

因此儒家“德治”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强调政治之“德”，儒家以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为现实的政治提供了正当性的标准，通过“正名”的方式厘定君臣上下的尊卑之需，强调君臣个安其分，各受其德；第二儒家强调以德教的方式治理社会，与通过渗透性、弥散性的儒家教化改变风俗习惯、文化模式从而影响人的社会行动与政治行动。

儒家发挥社会纽带作用，诸如乡约、义学、义庄、义田等，都需要有儒家士大夫在中间起到领导、组织作用。这实际上是古代社会自治的机制，其实这就是古代社会的慈善组织。

这一观点同样引发了与会嘉宾的热烈讨论。康晓光认为，传统社会里各种组织形态和社会过程都是融为一体的，不需要专门的慈善机构、慈善组织，而现代慈善组织是巨型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后果。李守力认为，儒家的礼对君主和士大夫都有很多限制，完全是一些法律条款，另外法并不等于法家，很多大儒都负责过法律，我们的误解来源于秦始皇之后，将李斯、商鞅制定的这套专制体系打上了标签。曲阜国学院院长、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段炎平认为，中国人的固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真正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还是要归根溯源，同时解决现实问题，就要诉诸于西方文化的个体权益，共同体理念，契约意识等等。康晓光回应认为，西用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讲究理性和效率，中体西用的关系就是儒家的道统和现代理性能不能相处的问题。刘威认为，体用就是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可以包括人情、伦理、等级、人伦、教化，用就是现代文明中的理，包括个体的契约、个体的权利。但康晓光并不认同，认为古代的仁是体，礼是用，现代的用非常广泛，如政治制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滕树龙认为，文化自信就是如何找回本，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加强自信，需要在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社区层面拿出一些好的用返到体和道上。褚蓥建议参考魏晋玄学王弼提出处理体用关系的思路即“守母存子，崇本息末”，要体用兼备。

在最后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各抒己见，对以“行动性研究”建立现代中华慈善的思路表示认同，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方嘉珂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很多糟粕，比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内容，需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创建现代中国的传统慈善学说，形成学科。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谷青说明了福特基金会在国内聚焦公益慈善的战略，非常支持这项行动性研究。汪亦兵认同行动性研究，认为研究的目的是用来指导行动，不是以往的那种纯粹的学院式或者纯粹是思想性的，一定是学以致用；并且行动本身就是研究，就是“知行合一”，学者一定要真诚。行动性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举动，不仅对中国对全球都是一种模式。唐山从项目操作层面建议加强传播，包括前期怎么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慈善文化，也包括研究成果如何让更多人可以受用。康晓光回应，希望先做基础性工作，积累出成果再去传播，而且也不仅仅是媒体传播，而是通过研究、实践、基地、会讲和研习社的建设衍生出来一些培训，把一些理念、知识、实践模式，通过这样的网络、共同体去实现传播，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健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解决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议题设置？应该聚焦一些具体问题；第二，如何开展青年学者的领导工作？应该引导青年学者做研究，除了经费资助，更需要导师指导；第三，产出形式是怎样的？可以考虑做一些培训，争取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刘玄奇认为，第一要确定宏观的方向，要有基本共识；第二怎么做，考虑各版块之间怎么样去打通，不同行动之间的联系、配合与协作方式；最后希望做好短、中、长期的规划。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茂慧认为传统文化绝对不是讲出来，是行动出来。研习社要做好，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整合人才可以通过研习营、研习小组、讲师、研究员这样一种人才深度挖掘的模式，然后通过研习、培训、顾问服务、慈善之旅、学习国外慈善机构等方式做踏实做事。段炎平指出，当今需要有境界、有担当、有仁爱之道的一群人，而培养儒家的慈善人才应该通过共修、共同研习、共同的成长，培养有情怀的青年人。刘威认为，不能仅仅从程序或技术或数据层面看待慈善组织问题，还要从文化的层面去看，并且不能够站在一种中西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看慈善文化，以西方慈善为标杆，中国需要开掘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因子和资源。王银春建议首先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并且应该有一本刊物存在，才能够凝聚一些学者。徐明以严复的牛马悖论为例，说明中体西用、道术结合不应是简单地嫁接，而是借鉴西方工业文明的工具理念方法，结合自身情况消化吸收。

最后康晓光进行总结，感谢各位与会嘉宾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会继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完善，动态迭代。希望各位继续支持参与，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共同将慈善文化行动性研究做下去。慈善文化研究潜力很大，天地也很宽广，而且契合时代需要，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