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平行论坛A: 公益的本质和价值观、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的关系

日期： 2018-10-29来源：

2018年10月22-23日，“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举行。其中，22日下午进行了4场平行论坛。来自学术界、公益界和商界的220余位与会代表围绕“公益的本质和价值观、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的关系”、“商业策略作为公益创新模式”、“互联网对公益与商业关系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这四个主题，对公益与商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战略发展研究院青岛分院院长刘鹏，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主席梁春晓，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讲师张志斌分别主持了A、B、 C 、D四场平行论坛。

23日上午，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冯燕主持了分论坛总结发言，四位分论坛主持人分别对各个主题的讨论进行了会场总结。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各个分论坛的讨论成果吧。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冯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战略发展研究院青岛分院院长刘鹏对A论坛进行了以下总结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战略发展研究院青岛分院院长刘鹏

我们这个平行论坛的题目叫做“公益的本质和价值观以及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的关系”，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命题，跟其它四个命题之间还是有很多的逻辑联系，但是从我的角度理解我们这个平行论坛，从逻辑上来讲是要解决非常根本性的一些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这组总共有15位专家发言，而我们15位专家构成非常具有多元性，既有著名的学院派的学者，又有卓越的行业方面的实践的专家。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本土实践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也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地区的一些经验。所以在报告的内容上，包括报告者的身份上非常多元化。另外，从研究的方法上也非常多元化，有做纯粹的理论规范研究，也有做非常扎实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典型的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也有基于大数据样本的量化研究的普适性的结论。同时还有历史的研究角度，所以非常多样化，感觉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公益与商业的关系这么一个主题。

如果今天说我们这个论坛是基于非常著名的两光争论的话，我自己后来想了一想，我们这一组的发言者们有没有站队？到底是支持康晓光老师还是支持徐永光老师？后来我仔细总结了一下其实我们这组的很多学者包括实践者他们都是“老好人”，都是和事老，试图在调和两者的争论，或者认为两个老师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调和。但是在他们的发言当中也不乏表露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公益商业化的一些支持和批评，也会有一些局部的支持和批评的意见，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我整体的感受。

第二个，刚才我讲平行小组两部分的问题，公益的本质及价值观，以及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的关系，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实际上是规范研究的命题，也就是需要论证公益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区别于权力与资本，它的重大属性或者是不是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系，这么一个重大的命题，我想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命题不成立的话，我们经常会说公益这样的一种价值，包括社会组织这么一种组织形式，不要说在我们当代中国大陆，其实在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会有人认为公益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带有非常强的附属性，要么就是附属于国家权力，要不附属于资本属性。我们先且不论组织的独立性，我们先看公益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有它的独特性，如果这个命题确立了，才是我们辩论公益和商业的关系的最基本的逻辑基础。第一个问题是规范研究的命题。

第二个命题是兼具规范和实证研究的命题，既要说清楚实然问题，又要说清楚应然问题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的关系现状。所以这个角度，我们15位发言人，他们就公益行为的，比方人们的公益行为的分析解释，包括公益商业化的发展历史的历程，以及现状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实证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第二个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规范的角度，我们探讨从规范的角度，构建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关系的理想结构和互动模式。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公益和资本到底现在是什么关系？同时我们理想中的公益和商业的资本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聚焦在公益与商业的良性的关系如何建立这一方面。比如公益商业化到底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必须要扬弃的。我们把这个主题拆成三个命题，用这三个命题总结，刚好15位同仁的发现，我发现很有意思，15位同仁的发言刚好分门别类的归到这三个路径当中来，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类关于公益本质及其价值观的规范研究，第一个规范性研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位讲者就他们的观点发表建议。第一位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杨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她具有很强的本土关怀意识，谈公益商业化的发展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她谈了自己的看法，尤其对公益与商业跟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公益观念有什么样的思考，她谈了很多，从她的发言来讲，她借鉴了一位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于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的理解，尤其她还引用了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的提法，界定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历史环境下如何认定公私的观念。因为她觉得公私观念的界定对我们探讨公益和商业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逻辑起点的作用。她提到了在西方的公私，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里面公私的确定，包括我们经常讲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相对比较明确。但是基于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儒家传统，以及我们的传统的乡村文化，她认为我们的公和商，包括公私和公商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清晰，但是同时我们在公和私之间相互交流的部分非常多。同时她也认为我们中国发展慈善公益一定要从我们中国本土文化的公私的观念当中汲取营养，而不要纯粹的走西化的道路。杨团教授还是有非常强的本土关怀，以及对公益和商业的思考，实际上至少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探索和答案。

另外一位是周北辰（深圳孔圣堂主事），他也是非常有本土关怀，当然他的本土关怀更聚焦，聚焦到儒家的问题，包括儒教的传统的理念和重要的论述，包括义利之辨，他引用了很多儒家经典的讲法，来反思我们今天中国本土化的公益，总的感觉是，他认为我们现在很多公益的行为和现象实际上还是要回到儒家的关于“善”的基本理念的追寻当中，因为他认为我们追求公益基本的本质实际上是让我们找到心灵上的安顿，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比方说变成一个商业化或者行政化，或者捞取政治资本，商业资本的途径。周北辰，他是呼唤或者呼吁中国今天的慈善事业或者公益事业能够回到2000年前的孔子，儒家的初心的状态，用当时的儒家文明当中关于一些“求善”的理念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公益事业。所以他跟杨团教授一样都是从本土角度给我们提供关于公益本质，尤其在中国语境下公益本质的一个可能性的途径和答案。

第三位是来自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的Olga Tarasov（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公司文化发展部总监）女士，她跟前面两位不一样，她是结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运行状态，包括实际上她在介绍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状况的时候，她实际上是把在西方尤其在美国环境下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一些重要的使命、价值和原则给我们进行了介绍，以及这些原则如何进行落实。在慈善的框架里面，她提到作为慈善组织应该强调透明、问责、合法性，有些价值东西方是可以共享的，她也提到独立等等这些问题，这些价值可能东西方的理解或者内涵上有差异，但是不管怎么样，Olga Tarasov对美国的慈善组织虽然是经验性的介绍，但是我从她经验性的介绍读出来的是，她给我们展示的是西方尤其美国语境下慈善组织对于公益本质和价值观的理念有哪些基本的价值链，这些价值链怎么具体化，成为制度来指导美国或者洛克菲勒基金会。

第二类的发言者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中国大陆还有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的公益行业与商业关系、资本关系的现状。他们主要是要回答，为什么？解释一下现在的现状以及为什么。这一类当中来自台湾的陈定铭教授（台湾法鼓文理学院教授），以台湾原住民当中的一个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例子作为一个深度的案例研究，使用社会投资报酬分析，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分析向我们展示了在台湾地区慈善跟商业是怎么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在至善福利基金会这样一个案例上，商业和公益的结合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或者如何通过一系列其它的配套制度来遏制商业可能对慈善的过度的侵蚀。无独有偶，来自上海同济大学的翁士洪教授也做了一个案例研究，他这个案例研究也是基金会，但是他是社区基金会，而且是来自上海的社区基金会，也是通过从公益市场化，主要是基于公共管理和经济学当中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社区基金会在面临商业化的选择过程当中，比方说由于资源的欠缺，为什么选择商业化的途径？以及在商业化的途径过程当中他对他摆脱原来的去行政化，政府的控制有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以及在运行后期，社区基金会如何来跟商业的力量进行博弈，进行所谓的策略上的互动，从而使商业和公益的价值能够尽量做到兼顾，他也指出来现在基层的商业化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这方面我们下一步在基层实践当中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接下来来自澳大利亚的廖洪跃研究员（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研究员），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研究视角，分析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本来作为一个商业主体他的慈善行为，尤其从历史的角度，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来谈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在民国时期，尤其在19世界10年代，20年代的时候上海怎么来谈？我们认为一种流行的观点，企业最小利润最大化是没有错的，这个观点现在大部分人都接受，但是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对国家的理解，最早我们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维持秩序，现在对国家的职能理解是光维持秩序不行，国家的职能还需要提供福利，提供基本的福利，也解决更积极的国家职能观。在我看来企业的责任是不是也会有更积极的企业责任社会观，原来企业认为我只要守法守规这就是做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这是很消极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慈善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已经非常流行，在国际上。这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慈善或者是企业责任观。早在10、20年代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作为市场经济最发展最前沿的地区，他们已经有了慈善行为，他们的慈善行为跟他们的资本，跟他们的行业发展，跟他们自身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揭示，也不能叫公益商业化，实际上是商业企业一部分公益或者向公益靠拢的历史发展的渊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视角来观察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孔德洁博士（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可持续慈善研究中心博士），孔博士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实证研究的情况，她是来自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她基于CGSS的二手数据，解释人们的慈善捐赠行为，我们有发言的嘉宾提到，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其实在大陆地区，中产阶级的捐赠行为并没有成为很多慈善组织资源主要的来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去依靠商业组织的捐赠。紧接着一个问题，人们现在的捐款或者慈善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受影响的因素是什么？这里面孔博士着重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简单的来说她的结论就是，政府的强制性的干预或者是强制性的劝捐行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对人们的慈善和捐赠行为起到的是反作用，但是她也没有走极端，并不认为政府虽然他的强制性干预起到反作用，就不用干预了。她有意思的结论是政府的倡导如果是有意识的倡导或者是有意识的宣传，将会有助于人们更好的，或者是更大热情地投入到公益捐赠，但是这种有意识的宣传和引导绝对不是强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我们的启发就是，虽然我们今天探讨是公益和商业化，我们首先要分析公益行为的本质。这一点对我个人的最大启发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样一个强行捐赠的年代，因为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全民捐款，这种捐款是强制性的，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公益的理解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理解，你捐赠了这就是公益。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研究结果来看说明很多的老百姓对于捐赠的理解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行为层面，而是上升到自己的心灵层面，我的公益应该是自愿的而且我的公益一定是利他的，绝对不是某种外界的力量强迫我去做，中国的公益观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进步。

接待下来再来看王群老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助理讲师），他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看企业家的慈善捐赠行为，为什么有的企业家愿意捐款，有的企业家不愿意捐款，有的企业家捐的多，有的企业家捐的少。我们假设企业家是最精明的，所以企业家捐款一定有他的利益考虑，他可以利用捐赠作为一个为自己吸收政治资本或者是扩大自己的政治网络的途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王群老师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假设政治关联的强度跟企业捐赠的行为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系。当然他的结论很有意思，他认为有一部分的是有关系的，有一部分是没有关系的，比如是人大代表，是政协委员，是行业协会或者是商会的任职，这些的影响，包括对企业家捐赠的次数、频率以及他的金额都有影响。他的研究启发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去看好像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捐赠都带有非常强的贪附权贵或者捞取政治资本的做法，至少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全部的，要进一步区分，尤其在控制住很多其他的变量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结论并不一定都能成立，这也是好的实证研究发现。

接下来是来自北师大的张丛丛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跟王群老师的研究视角也很像，她盯的不是一般的企业家，她盯的是福布斯排行榜比较有钱的，巨富他们的捐增的情况，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商业从业者公益行为的本质以及他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公益与商业我们就要探讨，商业出去侵蚀到公益，或者商业从业者选择公益行为的时候他的背后的目的和逻辑以及影响因素还是不是公益的，如果不是公益的或者公益本身只是一个幌子的话我们就要反思。张博士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二手数据的一个情况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跟刚才王群老师有些地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能简单的去假设中国巨富的捐赠，她发现比方房地产行业的捐赠次数比较多，但是额度并不是最多的，等等这样一些发现。控制住他的人口学特征以后，发现从事的行业以及企业的资本量对他的捐赠行为和额度都会有影响。

这两个实证研究是基于大数据的，很多人可能还会想问，包括当时有发言人提出来，你能不能再深入的分析一下，他捐也好，不捐也好，即便他捐背后究竟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当然我们光从这两个定量研究来讲肯定不能完全发现的，这里可能就要有待下一步深入的访谈或者个案研究，发现真正中国企业家做慈善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以后其他的研究继续做。这是第二类。基本上实证研究居多。

第三类从规范角度试图构建公益行业与商业资本的现状，比方徐家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从历史结构与运行逻辑三个角度探讨公益与商业的关系，他也提到公益商业在什么境况下结合我们在的历史阶段，包括在结构的运行上哪一部分的公益可以跟商业结合，哪一部分的公益可能跟商业结合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等等。徐老师发言的结构比较严谨，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个系统的看法。

张圣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们本来认为他是一个商学院的教授，应该多多少少会为资本进行辩护，结果没想到他在发言当中对我们现在企业，我的理解对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尤其他举到疫苗事件等等的提出了一些批评。在他看来商业资本首先要加强自律，另外一个通过法治，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去进行规范，这种情况下商业跟公益的结合同样也应该这样去做。

来自台湾的刘阿荣教授（台湾元智大学社会暨政策科学学系教授），以台湾的商业关系网络的运用，他重点分析三个，就是学商、政商、社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商业作为一种资源体系确实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对学界、政界和公益界都有一些渗透。但是刘教授，他并没有完全反对或者批评这种渗透，他认为不管是学商、政商、社商，至少在台湾的环境下，他认为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防止他们完全被商业蚕食的办法，这些办法值得我们大陆同行的参考。

还有来自修远的杨平理事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我们当时认为越是实际的从业者他会提出很多具体的问题，但是这次的发言发现，越是实际从业者他们的思考越理性，越系统，好像越像大学教授。杨董事长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公益与商业的关系，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还有我们的刘韬（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非常敏锐地从公益商业化的词尤其中国大陆地区公民发展的阶段提出公益商业化这个词怎么来的，经过1.0，2.0，3.0版本的划分，包括今天公益商业化是不是已经走的过度，忘了他的初心，这个对于我们澄清这些几年非常有帮助，这个概念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包括经历了哪些发展过程，这都值得我们思考，来自台湾的郭耀昌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从台湾发展的角度提出商业化的反思与建议。

我们这组在三个命题上达成以下共识：第一，在公益的本质和价值观上，不是管中国传统还是儒家伦理还是美国的经验，公益必须建立在利他和奉献的价值之上，都必须秉承问责、透明、合法的运行原则，虽然中西方的价值确实存在一些差异。第二，在公益行业里的实证方面，无论是研究捐赠行为的政治影响因素，还是商业关联度，还是社区的资源依赖，都表明在我们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存在公益行业和商业资本的渗透关系，这种渗透关系虽然表现为一些形式上的差异，但是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双方的理念和效果，同时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公益力量确实明显弱于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学者承认跟商业化的结合在初期阶段有助于推动公益社会的发展。最后，从规范的角度构建理想模式，这块是重中之重，我们的共识是公益和商业关系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良性关系应该是基于独立基础上的共生关系，而非完全的零和博弈关系。公益商业化在中国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其最初的目的是去行政化，发展到后来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异化，这些异化有的地方需要抵制，有的地方需要反思，但是这并不代表对合理商业化的完全排斥，因为公益商业化的底线应该是公益组织的核心观念，组织运行原则和价值使命必须坚持独立性，不能被商业所蛊惑，15位学者对刚才的这些观点基本上都认可，所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公益商业化要分阶段，同时公益商业化的外壳值得尊重，但是公益商业化的内核必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