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平行论坛B：商业策略作为公益创新模式
日期： 2018-10-29来源：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对B论坛进行了总结发言。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
我们昨天是平行分论坛第二场，有很多的收获。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1、我发现这一场讨论是非常聚焦重要的问题的，聚焦了哪些重要问题之后会再说明。
2、拓宽了大家的研究视野，开辟了一些新的视角，有些作为我来讲很多都是还不了解的。
3、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
4、提出新的观点和结论，所以我觉得收获良多。
这样的收获怎么样表现呢？我分以下这么几个方面：
1、介绍一下9位嘉宾大概的背景。
2、他们讨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在这之前我结合我之前的研究，介绍一下社会企业在大陆发展的路径和特点。
3、9位嘉宾跟我们现有的发生的现状之间的问题的契合点是什么？
4、我们提出未来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9位嘉宾总体的背景特点是非常多元的背景，但是有统一的一些特点。多元表现在：跨地域，有1位来自美国、1位加拿大、4位台湾、大陆2位；跨学科，有公共行政学的，有管理学的，有社会学的；跨界别，有学界和实务界的。同样的方面大家都谈的是社企，虽然来自全世界各地，但是中文都很熟练，因为大家都是华人，同文同种。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同理共情，所谓同理对于社企对于社会创新具有超乎常态的研究和实践的热情，都是知行合一者，很多老师除了研究以外他们还做了很多的社会参与和促进的工作。我们沈建文老师（台湾中央大学尤努斯社会企业中心主任）是台湾的社会事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还是另外一个公益传播中心的主任。像这样的学者实际上是很多的，都是我们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是他们大致的特点。
谈了一些什么问题呢？进入运用之前我想谈一下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路径和特点，分三个方面介绍一下：
1、中国大陆社会企业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2、在大陆叫社会企业的组织都是什么样的？
3、大陆的地方层面对社企业有哪些支持政策。
首先社会企业的发展从2004年“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进入大陆，在我们的杂志上第一次出现，当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济同”教授翻译了《OECD1999年社会企业报告》发在《社会工作辑刊》2004年第二期，2004年第一次出现，到2014年可以看作是“社会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表现在社会企业概念进入中国，并且开始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间主要的表现，彭燕妮秘书长所在的协会，他们从2009-2015年进行培训，昨天徐老师说有3200多位业界的朋友都参加了这个培训，这个概念在业内得到了很大的传播。
第二个阶段是2015-2017年，社会企业这样一个行业出现了，形成了，这个主要表现在2015年社会企业的论坛正式创立，社会企业的认证制度建立起来，北京的社会企业倡议发布，两光争论出现，关于摩拜是不是社企的事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社会企业的基础设施在这个阶段都出现了，社会企业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呈现出他的形象。
第三个阶段，表现在2018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社会企业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在几个地方政府，成都、广东、福田等等已经成为政府的文件开始传播开，这是我们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二，社会企业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实际上他主要的真正的被叫做社会企业名称的一些组织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慈展会上被认证出来的社会企业，从2015年开始到今年认证了四届，我们这个机构是其中六七个主办者之一，所以我从头一直在参与这项工作，认证的标准每年都有调整，比较细的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总的来讲我们的社会企业标准在全球来看属于比较宽松的，比较低一点的门槛。认证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从2015年只有69个认证申请，7个得到认证，到今年9月有600多个申请，110个认证，在过去的这些年一共1350个来申请，239个得到认证，有26个是金牌，第二等，第三等分别又103和110个，现在我们能够称为社会企业在大陆的现在是239个。在这些机构里头，去年以前三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公司注册占到了56%，民非注册的占到38%，6%是协会注册，是这样一个大概的结构。
第三，中国地方政府对于社会企业的支持，现在主要有四个地方，一个是广东的顺德，一个是四川的成都，一个是深圳福田，一个是北京，他们所在的机构有社会服务中心，有工商局，有金融工委，有社工委，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不一样的，现在表现比较充分的是成都，去年9月2号成立社治委在全国首创的机构，在社区发展方面出现一个1+6+N，1是促进社区发展，6就是几个方面的抓手，社会企业是其中一个，社会企业是在大陆表现出来的是为了社区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载体。成都现在出台了整套的社会企业培育的各种体系和相关培育的政府的正式文件，相关的政策也很多，很多朋友问我，到底有什么政策？是不是有什么优惠税收？我想跟大家说这些条都写在这儿，完善金融支持政策，落实财税及行业支持等等。你们仔细阅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对社会企业的支持现在等同于小微科技和创新型企业，其实并没有特别特殊的支持类型。
福田区现在比较特殊的就是，它从影响力投资的方式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但是他支持的影响力投资不是光有社会企业，但是社会企业是其中很重要的类型，支持的类型非常多，你如果认证社会企业一次性给你3万块钱支持，比起CSR的联合国的标准和赤道原则，如果你从他们得到的支持是20万，社企的支持还不如CSR的支持。我简单回顾这些，想说明一下，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呢？
首先什么是社企，社会企业的基本标准和认证，在微观的层面上一个个体我们怎么说它是一个社会企业？第二个，你说你是社会企业，你既然比较好，你好在哪儿？这样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行业的测评标准，这是大家有共识的。微观和中观这个层面以上就是宏观的层面上，政府究竟跟社会企业是什么样的关系，彼此的互动。比如说仅就认证来讲涉及到标准、战略、路径、分类等等认证一大堆的事儿，过去的两年实际上我就在做这项工作。
结合了中国现在发展的社会企业的特点，我想说我们的分论坛非常好的深入的回应和契合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问题和难题。演讲的焦点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
1、社会企业的概念问题。
2、社会价值的创造路径问题。
3、社会影响力的测评问题。
4、社会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分别9位老师做了相关的对应，在第一个问题上面，来自密苏里大学的郭葆荣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副教授）说，重新思考社会企业概念，究竟社会企业概念应该是什么呢？郭老师的概念给了一个框架，应该是财务可持续、有社会影响力、社会创新，同时作为公民社会的机构，提出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说法，跟很多表述是有差别的。但是其中在我看来非常有特色的是后面两个，今天没有时间聚焦第四个，我想提出问题，社会创新应不应该作为认证社会企业的标准，是我们目前在研究中国社会企业标准的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发现社会企业非常重要，创新是它的一个特色和优点和我们关注它的原因。大家你拿这个标准到法律上认证一个组织，只有创新才能算的话，这个东西是很难实施的，所以在这个方面，郭老师也给了一些很好的案例，我都没有听说过，弱势群体用APP的方式帮助他们知道机构在哪儿，自己应该领的钱的数量，非常好的做法。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价值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社会企业既然你创造社会价值，路径是什么呢？这一部分主要是来自实证研究，第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鲍勇剑教授（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教授），商学院的鲍教授他是长期跟踪北欧的创业研究，他讲的是公共目标与商业模式，在实现社会利润上是怎么样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方面鲍教授做了很多的文献的深度的梳理，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在他的文件里头提到的几个北欧的社会创业的案例来证明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鲍教授引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兴起理论，鲍教授把它翻译成社会渐显，渐渐凸显出来的理论，我觉得蛮新意的。
另外一位是国内的来自有机农夫市集的召集人常天乐，他们通过有机蔬菜水果的销售等等，和社区小卖店的运营进行社区中心或者社区居民关系的构建，社区营造，是一个很好的创造社会价值的方法。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位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祁继鹏老师（北京交通大学讲师），他做了一个中国高铁的产生，对于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提出了几个命题，用了一个大数据，我们实际上需要跟他讨论的，他用的中国社会组织公共平台的数据，收集了2007-2016年所有城市里头社会组织的注册量，一共达到了519000多，将近52万的数量，10年，用社会组织的密度，高铁的密度做交叉。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高铁激发了社会的迁徙，在机构层面上增加了社会组织创立，高铁到的地方，社会组织数量也大，社会组织有了的话，他开展很多社会活动，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就减低了，他用了两个相关性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间有52万这么大量的组织，他是怎么样做控制变量的没有来得及讨论，但是数据非常大，而且是很有意思的视角。
第三个社会影响力测评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难点和痛点，台湾中央大学的沈建文教授一直专注于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把SROI方式看作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能够价值对接很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做了很多SROI的报告，我们知道这个报告是很难的，在SROI的全球的组织里面，目前台湾提供的SROI的报告是名列第一的，他在报告里头提到了三个，第一个计算机的公司，第一个财务公司，第一个用中文版的SROI的报告，很多完善的报告都是台湾第一个提出来的。
还有在影响力投资测评的问题上面，同样来自台湾的吴佳霖教授（台湾世新大学助理教授），她是不太同意的，她跟庄文忠教授一起对台北社企的44个样本做了调研，发现实际上公众对社企的认知和信任还是不错的，他们购买社会企业的产品不是主要出于社会企业的产品好，而是认同理念，她认为如果大家出于信任和认同购买你的东西的话，这种信任是因为你有理念，有使命，这种方式要是用计算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她比较反对SROI。
最后一个是社会企业跟国家的关系，这里面有三位老师，一位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郑胜分老师（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副教授），他主要是分析影响力投资这个制度安排为什么会产生？他看到的是在西方的福利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间，从社会保障走向社会投资国家，再走向今天的影响力投资，这样一个演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导致变化，他一直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强调这个问题是会成为他今后的一个长期研究的大的问题，他说这是他的研究的起点。
再有，来自台湾的庄文忠教授，他用台湾过去这些年的社会企业，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各种友好政策的安排来说明了一下，城市治理的视角。城市治理他做了一个对比，如何从国家中心走向城市中心，从市场取向走向社会取向，从短期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用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角来提出政府在支持社会企业方面新的特点。他提到庇护工厂的困境我觉得蛮有启发的，在台湾大量的庇护工厂在解决就业和做社企方面是很重要的力量，这个时候他如果走自立自强社企的路的话，会丧失掉政府给他的补贴，这个大家有点矛盾。
最后一个来自香港理工的湛学勇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他是跟深圳大学的两位教授合作，在做深圳的基金会的研究，研究深圳基金会生发的机制和民主治理的问题，最后的结论都是，这种机构一般是由政府、社区和企业三种生成的方式，在三种生成方式里头，政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即便是民间做的企业类的生成，自主性也是存在问题的。另外，在自己内部治理方面普遍的缺乏民主治理的属性。基本上都是一种行政首长的控制，在企业创办的NPO里头即便有一些参与，但是商业领袖还是采取比较强的商业管理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能提高效率，另外一方面民主的效果其实还是不够的，所以它是一个双刃剑。
我们9位学者基本上就以上提到的四个问题展开了他们的讨论，我们邀请了两位业界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三壹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先生和方家柯先生，他们两位对每一位的发言者进行了很好的评论，也提出目前存在的研究的问题，李劲先生提出来什么是社企？如何破解社企的迷失？方家柯老师说，他有大量的养老方面的服务的问题，他提出了PPP中间存在着大量的对民营机构的歧视和偏见，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总的来讲：我觉得讨论本身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有启发的，我觉得这样一场讨论四个小时，很有收获。但是肯定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进一步的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社企作为混合型的组织，它的特征究竟有哪些标准来认定，目前显然是没有达成共识的。第二，利益相关方以及跨界的伙伴关系，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这方面没有太好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最后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自有的模式和特征应该是什么？问题非常多，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