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文化决定命运
日期： 2017-12-21来源：
在上周举行的“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首届年会上，敦和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教授做了主题发言，分享了他多年来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并基于此提出了对“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项目未来发展的初步构想。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本土文化走上了不断衰落的道路，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痛心疾首。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官方有组织、系统地破坏传统文化得以终止。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后，民间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一点也不亚于官方。尤其是影片《河殤》的推出，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整体氛围，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批判可谓登峰造极。
80年代末，政府层面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国学热”，但其考虑更多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入侵，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这种一厢情愿的“国学热”并没有热起来。真正有深厚基础的、民间发力的“国学热”，主要是从21世纪以后开始，势头非常迅猛，在民间和政府都体现得很明显。
从民间来看，首先比如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创办期刊、图书出版如火如荼。我们走进任何一家综合性书店里，在最畅销、最宝贵的位置上，肯定摆放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再者是民间发起宣言、联署倡议、提交议案等也层出不穷，组建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兴建民间的书院，建立网站论坛，开展联合行动，包括祭孔祭祖，还有大规模的读经、推广传统的服饰礼仪节庆等。从2004年到现在，这些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经久不息。
我们也同样看到，国家对传统文化推行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从官方媒体的宣传，到修复孔庙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建筑，还有政府主持的祭孔，官方推动的读经活动，恢复传统节日，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还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发表讲话、参与活动等。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成为了主旋律，儒家文化更是重中之重，通过汉字“和”、集体诵读《论语》等，清晰地向全世界表达了“我是谁”。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儒学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的评价，达到了党有史以来的极致。明确表明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遣词造句的资源，也不仅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资源。
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最近十几年的本土文化复兴，都可以用广泛深入这四个字来概括。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最近十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和过去二三十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此强烈的反差是怎么造成的？我想先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尺度做一个短期观察。
三十年尺度的观察
传统文化在此时此刻的复兴绝不是偶然的，背后有一系列深刻的原因。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虚无和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民族缺乏文化魅力、西方文化入侵等。面对这些问题时，社会的各个群体都会寻找原因，而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传统文化的没落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人都希望能够找回自己文化的本源，以此帮助解决眼下面临的个人身心安顿、社会伦理道德、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
除了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产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之外，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为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了相应的政治机遇空间，社会的自由度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也有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抵御西方文化压力、重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
此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国崛起带来的文化后果。本土文化为什么能够在21世纪开始复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迸发？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当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时，在初期都要接受西方的文化，既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的东西，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终极价值观。但是随着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学习，军事力量的壮大等达到一定程度时，民族文化自信就会强势回归。这就是“改良主义”模式。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随着工具文化现代化的推进，终极价值观在早期会越来越西化，但随着硬力量的提升，终极价值观西化减弱并开始回归传统。我们针对10个城市的大型随机抽样调查，强有力地验证了亨廷顿的理论。
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绝不是短暂的现象，它背后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和趋势的开端。说明中华文化今天依然还活着，而且仍然在发挥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还“不自觉”。但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不管鱼知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水依然在塑造和影响着鱼。一条自觉和清醒的鱼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并且理解水，但绝大部分的鱼活在水里却不自知，它看到鱼缸外面的世界，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却把握不住它置身于其中，并且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
这三十多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格局的变化。毛泽东时代是典型的一元文化格局，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长驱直入，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文化强势回归，中国由此形成了三元文化的格局。这是我十几年来对中国文化变迁和文化格局研究的基本结论。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三十年的文化变迁相当于中国在三个菜单中进行要素的选择和组合：这三四十年，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各提供了一个菜单，中国可以在其中挑挑拣拣，由此形成自己的一桌菜。这新的一桌菜就相当于新的文化。问题是，这三种文化的冲突、竞争和融合，到了今天是不是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形成的规则是什么，如何进行取舍和组合？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三个取舍规则，这也是文化变迁的三大原则：
第一，只有与主导阶层的利益相符的文化要素，才有发展的空间。以慈善领域为例，毛泽东时代认为“市场是坏的”、”慈善是伪善”，今天大家已经不认同这些观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经济基础、社会主导力量、政府方针政策变了，因而关于慈善、市场的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转变。
第二，与现代性严重冲突的传统文化要素也将被淘汰。比如我们问：在女人手下工作，是否很丢脸？很多人说不是。对于这个观点，即使是强烈认同儒学的人也是拒斥的，充分说明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已被抛弃。再比如，我们对于孝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关于“顺”，如果父母说得不对，我们是不是也要照做？许多人都不同意。这些都是和现代性有着严重的冲突的文化要素。
第三，在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说到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原子式的存在，中国人一般不会接受。但如果说每个人是处于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中国人会认可。如果说理想社会是实现个人自由、或者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多数人会选后者。所以在深层价值观方面，包括社会理想以及对终极价值的判断，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有着中国人独特的气质。
以上研究结论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用“体用”二元模式思考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体”，保留得不错；西方的“用”，也被普遍地采纳；更为关键的是，“体用”之间还可以比较好地整合到一起。举个例子，“权利”是现代西方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从孔孟的立场、价值、原则出发，是否可以顺畅地推衍出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尽管传统儒家没有讲到权利这两个字，但是儒家认为，每个成功的君子必须修齐治平，如果没有今天所说的政治权利，没有思考、发表、决策、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怎么可能参与公共生活、怎么可能治国平天下呢？如果孔孟复生，一定会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们不能苛求2500年前的古人必须说出与当代严丝合缝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根据他们一贯的立场态度，判断他们活在今天会怎么做。
刚才我以30年为尺度，探讨了我们面对的问题，以及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了本土文化的复兴，这样的复兴有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怎样面对其他文化，怎样在别人的交流和碰撞中锻造我们新的文化？现在看来，“中体西用”不但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理解现实，并且影响和贡献于现实。
百年尺度的预测
传统文化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不能把文化复兴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放到中国面临的更长期、更广阔的历史性转轨过程来看。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到底如何发展？当时自由主义盛行，凡事喜欢拿中国和美国比较，只要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就是仿效美国。大家的心态、理想很简单，道路也非常清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思想兴起，倡导分两个阶段解决问题，首先在权威主义政府庇护下完成市场化即经济基础的改造，然后再完成上层建筑的变更即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套想法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思想，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因素只是作为一个附属品存在，作用十分有限。然而，现实背离了新权威主义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来自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他提出完整国家的概念：一个完整的、强大的国家，不仅仅要在政治领域中建立强制性的统治，还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实现对民众的思想领导，即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通过宗教、道德、社会科学理论来实现的，是基于同意而非基于强制，必须让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比统治权更加重要。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充分证明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性。前苏联的垮台，并不是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是监狱或者是警察不够，而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被打垮了，失去了人心。
从葛兰西的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国家大的变迁轨迹，第一个转型是经济基础转型阶段。第二阶段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且要让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的文化成为主流，然后才能谈得上政治领域的建设。葛兰西的这套理论对儒家来说，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德主刑辅？为什么讲王道，反对霸道？为什么讲“定于一”？都是在讲文化，没有牢固的文化根基，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中国未来的转轨也要遵循上述理论逻辑，在第一阶段变革最主要的领域是经济领域，而后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第二个阶段，即在社会领域推动传统文化复兴，重建传统文化的领导权。最终中国文化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造福于全人类。
种子基金项目展望
“敦和种子基金计划”这个项目，就是在这种历史大势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反过来讲，也希望对历史潮流有所贡献。基于前面的背景和思考，我想谈谈对于这个项目的个人想法。
种子基金项目致力于提升教化系统，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这是路径，也是目标。怎么理解这个路径和目标？
首先，什么是传统文化复兴？就是我们经过努力，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形成一套新的文化。并且这套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一个活着的文化，必须能够对人们的思考和行为产生影响。而文化要对现实中的人产生影响，只有通过教化过程才能够实现。
教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让一个人能够从生下来的一张白纸的状态，变成可以扮演社会角色的、成熟的人的过程。教化过程在教化系统中完成，教化系统涉及四个内容：教化的主体、对象，以及要传输的文化的内容和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的教化主体，把不同的教化内容，通过不同的教化方式，传递给不同的教化对象。当前传统文化领域的教化系统存在很多不足。
从教化内容上看，尽管我们各类必需的传统文化要素已经有丰富的储备，但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适应于当代，用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深刻地融入其生活和工作中，这还面临挑战。我们既不能随便篡改经典，更不能抱残守缺，把无能和懒惰说成是坚守。从教化主体上看，种类完整性、数量规模严重不足，能力和资源严重缺乏，敦和基金会虽然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但是和整个时代需求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从教化方式来看，也缺乏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
那么，“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项目要做什么？或者说敦和基金会做什么？首先，敦和是这个教化系统中的一员，在座的各位伙伴也都是教化系统中的一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推动教化，以及改造和完善教化体系。种子基金项目就定位于推动更新和完善这个体系。问题是怎么推动完善教化体系？
教化既然是一个系统，就必须用系统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丰富，既有经典文本，也有很多节庆礼仪，还有琴棋书画和武术，以及文物遗产……传达的方式方法也很多，各种类型的主体也很多。今天在座各位已经代表了非常丰富的多样性。实际上，一个平衡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才能够带来健康的文化复兴，所以种子基金项目特别强调系统、整体思考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有全局观和系统观，通过优化整个教化系统追求整体的效率，而追求整体效率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好的功能定位，健康的结构关系。
木桶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思维。首先，从整体层面来看，木桶原理讲短板，水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板。从中国整个教化系统来看，要运用短板原理，因此敦和基金会要考虑哪一种类型最少，哪一类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就要有所倾斜。其次，对于组织个体层面，又必须强调长板原理，每个组织都不能包打天下，谁都有所长有所短。每个组织要把自己的核心能力认识清楚，培育和发扬自己的核心能力。而通过大家在一起互相配合，互相协作，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建立起非常好的水桶。同时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既是消费又是投资。什么是“消费”？比如吃一顿饭叫消费，但我们不止步于此，我们希望这种消费变成一种投资。什么是“投资”？投资就是形成资本，能够持续产生价值。我们特别希望敦和基金会这些有限的钱能够用在刀刃上，既能帮助大家把事情做了，在做的过程中不但服务了社会，还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同时还通过建立联系、相互协作，把我们进一步服务社会的本钱扩大。
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通过项目的几个层次结构来说明。
我们希望种子基金项目就像一个学校，在校期间有学生，有学生会，毕业之后还是校友，通过校友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就是如何建设学生会和校友会。我们希望敦和基金会不仅仅给大家提供一笔资金，还能提供一些普遍性的支持，比如筹款能力的支持，外部关系的支持等等，我们还要建立伙伴们内部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比如以后的年会可能是大家一起设计和主持，或者伙伴们也可以做东道主，大家一起办，一起监督和评估。以后我们也可能与台湾、日本、或者韩国做一些国际交流互动……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提供较为立体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把种子基金看成一个家，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建设这个家。这个家未来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敦和，而是我们的伙伴和朋友。
关于项目的思考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这是我们这个项目追求的使命和目标，实际上这也是敦和基金会的使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主要通过教化，而教化由教化系统实施，因此种子基金项目做的事情就是增强、强化、改善教化系统，通过完善后的教化系统实施教化，以此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
具体怎么做？一方面，我们要突破一些瓶颈，找到一些短板，聚焦我们的资源，对症下药。另一方面，追求消费+投资式地运用资源。我们项目在三个层次展开：第一，资助层次，当前基本上还停留在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要发展学生会层面的工作，要搭建平台，促进互动交流。让伙伴们自己的自组织运转起来，也希望各位群策群力，一起把事情做好。第三，我们现在还没有已经毕业的校友，这是未来需要考虑的。希望伙伴们能够遥相呼应，紧密合作。未来种子基金的价值不是敦和基金会出多少钱，而是这个共同体有多大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处于最需要文化建设的历史时刻。我经常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人的肌肉比较强健了，但是我们在自主创新的领域，自有知识产权和核心产业领域中的控制力差一点，也就是说骨架还不够健壮。但这不是大问题，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完全可以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想，没有蓝图，没有灵魂。文化建设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决定命运！我们的项目，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各位朋友，都在致力于一个伟大的事业，希望大家为着这份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